最近几年有一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,频率甚至与“买房”二词旗鼓相当,这个词就是当下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“中产”。
最近某招聘网站又出来搞事情,声称年薪10万-50万的人就可以被称为“新锐中产”。网友纷纷再一次感叹:“我又一次被中产了。”
然并卵,就算已经是媒体口中的新锐中产了,眼前的苟且一点都没有变:每个月压力山大的房贷车贷、养孩养老养全家的各项开支,还有各项七病八灾的飞来横祸……
所以在新锐中产的调查中95%的人表示:我焦虑啊,焦虑得快要溢出来了!
随后又诞生了一个几乎每一件社会热点事件,我们都非常热衷地冠以这个毛病。比如前阵子火爆网络的面临失业破产的苦逼高管,再比如创业上升期被踢出公司网红词——中产焦虑症。的创业者,再近一点的清华北大一帮博士生叫嚣买不起房的…….这些事被大众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中产的焦虑。
可是嘉丰瑞德小编想说的是,你们焦虑就焦虑,世间谁人不焦虑,所谓焦虑才有动力,可偏偏为什么这种焦虑要按上个中产的帽子?
首先我们来看中产的定义。
瑞信的做法非常简单粗暴,直接谈收入,收入在两个数字之间的就是中产阶级,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对中产的定义,不过在此之前人们也吵过对中产的定义。
此前国际上流行过两套指标。马克思曾经就把中产定义为小雇主、手工业者、小企业家这种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人,是一群夹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。后来进入20世纪,随着白领阶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迅速增长,相对于马克思定义的“老”中产阶级,“新”中产横空出世。
后来,又随着社会的发展,小产权、管理权、专业技能成为中产阶级并行的三条道路。再到后来,自雇、白领、高教、稳定成为划分中产的主要指标。
不过呢,中产这个词发展到现在,再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太麻烦,于是经济学家通过和社会学者的一番智斗,最后赢得了话语权,呈现的结果就是以收入来划分中产阶级。
尽管标准定下了,但是社会上对于中产阶级的圈定依然模棱两可。
麦肯锡说中国的中产是指年收入在1.35万-5.39万美元的人;
《福布斯》杂志认为,中国中产家庭的年收入应该在1万-6万美元之间;
国家统计局又将中产的收入划在7250-62500美元之间。
最后某招聘网站说,既然你们各有各的说法,干脆这样,都别争了,我来当好人。就按10-15万来定义中产吧。(中产的划分就是这么随意~)
可见,中产的划分并不是一件十分严谨的事。
为什么我们热衷于谈论中产?
如果中产有两只手,一只手握着中等收入的财富,那么另一只手则握着令暴发户垂涎的高级感。
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,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,中产阶层是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、从事白领职业、具有消费品位、更追求精神享受的拥有高级趣味的一群人。
作为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一个人,如果我能被编织进这么个看起来高大上的群体中,我的平凡中是不是立刻有了一丝自豪的优越感以及团队荣誉感?
没错,我们热衷于谈论中产,因为我们需要寻找身份认同,为自己正名。同时,我们也需要拿社会上最大、离普通人最近的这个群体来作掩护,光明正大地说出心低最煎熬的苦楚,从而显得自己不是那么弱,我说的不过是同类也在承受的难,从而更进一步地彰显自己的中产地位。
为什么媒体、权威也热衷于谈论中产?
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来说,中产阶级肯定是摆脱了第一层心理需求的人群。这是一群突破了温饱需求,而且有稳定和充分的盈余去争取享受和发展自由空间的人。这一群人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其实极其特殊。
从个体来看,一个人不但生活有保障,同时还有一定的享受和发展空间,这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生存姿态。
从宏观来看,这样的人群如果达到了大多数,实际上社会进入了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,像美国这样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,社会的人群分布就是橄榄型结构,两端是少数富裕和贫困的人,中间最大的体量是中产阶级。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换句话来说意味着社会稳定力量的增加。
同时,社会还可以分享来自中产的红利,社会整体的消费力将得以提升,经济持续繁荣、政治保持稳定,从而构建和谐社会。
所以,可以这么说,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,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众望所归。
与中产一词热度蹿升非常一致的是,近年来中国中产规模人数的不断扩大。瑞信报告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已达1.09亿,人数已经是全球之冠,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国还多1700万。
嘉丰瑞德小编认为,当前,中国面临经济转型,而中产阶级作为一群消费能力强的人,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,所以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而言,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,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群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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