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，香港人沉浸在房价暴涨的美梦中夜夜笙歌。
卑微的“仆人”
那个时候买房其实不需要多少钱，香港人只要付一成首付，剩下的九成都可以从银行贷款。那个时候，银行对房贷的审核标准降得很低，一些没多少钱的穷人也可以很轻松地从银行借到钱，从而撬动香港的一套住宅。
银行放贷宽松，换句话来说就是杠杆比例大，同样1000万的房子，1997年的香港人只要付出100万就可以买下来，剩下的九成是杠杆。
但杠杆说白了就是负债，负债是要还的，不仅要还本金，还要还上利息。不过那时候的香港人并不担心巨额的负债，因为所有的高负债都建立在房价会涨的预期上，只要房价保持上扬的姿势，一切的负债终会化成收入，成为别在腰间的财富，没有人比买房者更确信这一点。
所以，那一场危机来临之前，很多香港人成为房子面前的仆人。背着每个月超出收入的负债，他们不敢吃、不敢喝，不敢买买买，每天都在期盼房子上涨中迎来新的一天。
嘉丰瑞德小编打个比方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，一套香港的普通住宅在8万/平米左右，如果是一套60平米的房子，总价在480万左右，按照香港平均按揭年息2.5%计算，还款20年，每月还款在2.5万元左右，换成港币接近3万左右。
而当时香港的人均GDP也仅仅在2.7万美元左右，换算一下，一个普通工薪族每月的平均工资在2万港币左右。
足见，在高房价的压榨下，如果是一家三口人，其中1.5个人的工资收入要全部贡献给房贷，剩下的1.5个人工资用以支撑生活。
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，大概率的情况是，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，其中一个是纯消耗的未成年人。也就是说，在双薪的香港人家庭中，只有其中一人的半份工资用以维持生活。
纸醉金迷
尽管被房贷吞噬掉了全部的生活质量，但是香港人甘之如饴。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房地产销售的富得流油。
当时香港地产代理业可谓风生水起，三四千家店铺都活得有滋有味。一间小型地产代理公司最低投资额只需要10万港币，而代理一宗楼宇交易就能获利数万。地产代理市场一年的佣金金额高达数十亿元。
市场火爆，银行按揭部门、律师行和地产代理忙得不可开交，一些地产代理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，为的是赚取更多佣金。
据当年媒体报道，1996年美联物业的金牌经纪人廖玉娟，全年收入超过400万元，成为醒目的“打工皇帝”。
从造房的到卖房的，再到买房的，所有的人在这一轮房地产大牛市中都找到了准确的位置。
当时香港流行一句话：High Tech 就揩(从事高科技往往蚀本)，Low Tech 就捞(炒楼就赚钱)。经商获利哪里比得上炒楼投机快捷保险？“一铺定输赢，赢了就发达”的赌徒心态成为主流。
梦碎楼市
然而这一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了惊醒梦中人的“原罪”。受伤最重的必然是最后接盘的买房者。
当时的香港楼市跌得稀里哗啦，从1997年到2002年，跌幅达到57%，也就是说1000万买的房子，5年光景就跌到只值430万了。如果钱都是自己的倒还好，大不了亏本，可是大部分香港人可都是加了高杠杆才杀进楼市挣得的“羹”，这一跌跌出大批负翁。
什么意思呢？
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向银行贷款是需要抵押的，大部分人抵押了房产才贷出了房贷，可是一旦当房价暴跌，抵押的资产不足以支付负债，银行便有权要求补足抵押物价值，很多人无力补足，银行不仅可以收了你的房，剩下的钱还得一分不少地还给银行。
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某公司的董事1997年时年薪高达150万港币，此人在1997年时持有4套房产，光利润就高达2000万。当时老板丝毫不敢怠慢他，生怕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。
但是香港楼市崩盘后，此兄行情急转直下，原本2000万的利润顷刻之间华为灰烬，而且还欠下银行800万债务。
“当初是天天晚上卡拉OK，开红酒，吃牛排；后来呢，每天准时下班回家看DVD。整个人彻底变了样。”
此时，他再也没有资本在老板面前耀武扬威，一把年纪了只得夹紧尾巴做人，生怕得罪了老板，被炒了鱿鱼，他那800万的债务什么时候才能看得到头。
不过，嘉丰瑞德小编认为此兄至少还有份工作倒还算幸运，有的人，因为公司重金押宝的就是房地产，行业崩盘之后，公司破产，员工也丢了饭碗，原本举家合力供奉的房贷，此时看来真成了吃人的恶魔，欠一屁股债不说，一家人吃什么、喝什么都成了问题。
据统计，1997年到2003年，香港楼市最低潮时，大概产生了10万名负资产人群。
不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后来随着上海楼市的风云再起，不少“负翁”抓住了机会，洗脚上岸了。
但更多的人沉浸在负债的阴影里，再也不敢追随房价上升的脚步，因为身背巨债的滋味，尝过一次，足够警示一辈子。
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17年，香港楼市的售楼处前此时人头攒动、摩肩擦掌，繁荣堪比危机前的那一刻，但这一次，香港人畏缩了，反而是捧着大捆钞票的内地人，成了主角。
看看依然坚挺的北上深楼市，没有饱尝过流血滋味的内地人，又何来敬畏一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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